光辉符文

             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广西隆林德峨镇14岁男孩杨六斤，6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改嫁，4年前爷爷奶奶去世，他独自生活，住在空房子里，每星期从堂哥那里领10元生活费，常吃野菜充饥，还自制工具抓鱼吃。5月底，他的故事在广西电视台播出。6月6日，深圳康桥书院两位义工把杨六斤接到深圳读书，但很快他又被堂哥和镇政府干部接回广西老家。（6月25日央视网）

14岁孤儿杨六斤

　　“穷吃野菜无人问，富在深圳有远亲”。这是网友们对小六斤命运的深刻概况，听起来似乎有点刻薄，却又说不出地入木三分。杨六斤的经历经报道后，很多人给他捐款。从弃儿到“宠儿”，一切的转折点，在于500万左右的捐款。
　　从孤魂野鬼般的漂泊游荡，到最初一些媒体报道的门庭若市般的千里“争抢”，杨六斤前后境遇的变化，难免遭到网友的质疑，不少网友认为堂哥和当地政府“抢”回六斤可能是为钱为名。不过很快，康桥书院的院长站出来，否认了“抢人”一事。
　　尽管当地政府从深圳学校“抢人”的误解已得到澄清，但杨六斤独自艰难生活6年的遭遇仍暴露了当地政府一些工作的失责。眼下而言，网友关心的是三个问题：第一，这样一个可怜的孩子，专业的说法叫做“事实孤儿”，本该在社会救助的兜底制度中避寒祛暑，却过着野孩子般的生活。职能部门不在媒体曝光后反思救助责任，却在事后急着接这样一个“名人”回家，权力伦理何在、权力公信何在？
　　第二，善款的去向，在有关部门与亲戚急吼吼“接人回家”的戏码后，尤其让人担心。数百万的善款，对谁来说都不是小数目。那么，社会大众为杨六斤捐赠的善款，究竟该怎么支配、由谁去监督管理？这笔巨款能否被妥善使用，显然仅靠其亲戚的一句承诺“不乱用善款”，是难以让公众和捐款者信服的。尤其在中国慈善公信重塑阶段，靠道德自觉来掌控善款恐怕不太靠谱。
　　第三，小六斤的命运，热衷搀和的那些人真正关心了吗？正如论者所言，“可以想见，即使镇政府依照许诺为杨六斤建屋造房，曾经每年资助其500元的堂哥辞职回家全职照顾他，也很难让杨六斤有一个比留在深圳读书更好的未来。从他本人强烈抵抗的态度，已可知这一切并非其所愿。”一个弱势的孩子，就算被善款与爱心所庇佑，但终究要走好自己的路，若为六斤考虑，要处理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在深圳解决？地方部门为什么一定要坚持把孩子接回去？
　　“野菜男孩”的悲剧，前半部分是制度的悲剧，而峰回路转的忧伤，则是“人”闹出的荒唐。此前，民政部有数据说，我国现有孤儿61.5万人，这个数字当然是动态的，但作为最基层的地方政府，恐怕是对孤儿负责的第一责任人。其实，“野菜男孩”的悲怆、“袁厉害”的悬疑，追根溯源，处处都有不作为的影子——至于对孤儿的关怀与儿童福利的落实、善款善用的制度安排等，都是摆在面前的现实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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