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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纪委昨日通报一起竞相收送红包礼金典型案件，涉及韶关乐昌市班子成员27人、乡科级干部45人，已查明涉案干部收受红包礼金达450多万元。这是2011年底广东开展治理收送红包问题以来，省纪委通报涉及人数最多的一次收送红包窝案。
此案是在乐昌原市委书记李维员直接带动影响下发生。通报显示，两年多时间里，广东各级廉政账户已经收缴红包礼金累计达9600多万元。省纪委表示，党员领导干部面对红包应做到“红包礼金我不要、无法拒收就上交”。
市委书记带动收送红包风
省纪委通报，乐昌市部分领导干部收送红包礼金之风主要发生在2013-2014年。李维员任乐昌市委书记后不久，借车祸住院收受有关单位负责人的慰问金。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的2013年、2014年春节、中秋节期间，他仍然顶风收受下属单位、私人老板送的钱财。
在李维员直接带动影响下，乐昌一些乡镇、街道和市直单位领导干部逢年过节竞相收送红包礼金，涉案干部多达72人，属于十八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的典型案例。一个参照数字是，2013年全省共查处收送红包礼金案264件297人。
省纪委透露，李维员等人除收送红包礼金外，还涉及买官卖官、套骗公款等违纪违法情节。经省委批准，给予李维员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4名主要涉案人员已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其他涉案人员违纪违法问题正在核实处理。
据《南方农村报》报道，除李维员外，此前在乐昌政府官网公布信息里，还涉及乐昌市委原常委、纪委书记莫剑锋，市委原常委、市委办主任黎海华以及乐昌市委原常委、组织部部长邹福英等。目前，黎海华已被韶关市纪委宣布调查，其余官员的职务也被接替，但尚未公布去向。
“红包”与贪腐如影随形
收送红包原本民俗，但在当下，一些红包金额已经突破传统“礼尚往来”界限，暴露出权钱交易、利益输送等深层次问题。近年查处的贪腐案件显示，“红包”与贪腐官员如影随形，一些红包数额更是令人吃惊。
去年年底，中央第八巡视组在向广东反馈巡视情况时指出，一些领导干部以收受红包形式受贿。省财政厅原副厅长危金峰就是典型。《中国纪检监察报》曾经报道，危金峰不仅索贿受贿，而且对红包来之不拒。在其任财政厅副处长以后，节日收受有关市县领导干部、财政系统人员送的红包共数百万元。到后来，危金峰甚至练就通过拎重估测红包金额的“本领”。对于别人送的达不到心中标准“重量”的红包，危金峰会当面呵斥。茂名市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1987年任电白副县长开始疯狂收受红包，每年收受红包约100万元。
“茂名很多干部在红包问题上交了学费，有切肤之痛。要根治红包泛滥问题，不是两三年就能完成的任务。”茂名纪委一位领导如是说。
两年多收缴红包达9600多万元
早在2011年底，省委、省政府就印发《关于贯彻落实深入开展治理收送“红包”问题工作的意见》，深入治理收送红包问题。其中规定，官员凡具有4种情形之一的，一律先予免职，再根据有关规定从严处理：一是用公款赠送红包；二是收受管理或服务对象的红包；三是授意或委托特定关系人收送红包；四是多次收送红包。
据介绍，广东在省和各地级以上市统一设立廉政账户，国家工作人员对因各种原因无法当场退回的红包，应在1个月内上交同级纪检监察机关，或存入廉政账户，并领取凭证。对没有全额上交或存入廉政账户的，以及在收送红包一方接受调查后才上交或存入廉政账户，仍按违纪论处。
省纪委8月22日曾透露，今年以来各级廉政账户收缴红包礼金折合人民币2500多万元。两年多时间广东各级廉政账户已收缴红包礼金累计达9600多万元，接近1亿元。
针对广东一些重大腐败案件暴露收送红包突出的问题，省委提出要“下狠心、出重拳、用猛药”进行治理。要发挥廉政账户的作用，通过推动无法拒收红包、定期上交制度的落实，拓宽多数人自律的渠道，提高少数人腐败的成本。省纪委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切实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刹住收送红包礼金的歪风，深入治理“小金库”，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善管善严、长管长严。
权威声音
遏制收送红包现象的关键是要做到“ 四个防止”：政治层面，要防止收送红包的潜规则支配正常的社会关系，动摇党的执政根基；社会层面，要防止红包由广东特殊的民风民俗演变成普遍性的腐败问题；单位层面，要防止上行下效，形成红包问题流行的灰色地带；个人层面，要防止小错铸成大错，毁了干部。要把查处收送红包问题列为办案重点，对查实的问题，不论金额大小、次数多少，一律按规定给予纪律处分，决不搞“下不为例”或“法不责众”。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先耀此前接受媒体专访时说
廉政账户两年多收缴红包礼金近亿元
贪官如何红包敛财
借车祸住院收慰问金
乐昌市委原书记李维员上任后不久，借车祸住院收受有关单位负责人的慰问金。在其直接带动影响下，乐昌一些乡镇、街道和市直单位领导干部逢年过节竞相收送红包礼金。
掂红包重量便知大小
省财政厅原副厅长危金峰在节日期间收受红包数百万元，仅2012年春节前后就收受27人次礼金共70多万元。危金峰练就通过拎重来估测红包金额的“本领”，对于别人送的达不到心中标准“重量”的红包，会厚颜无耻地当面呵斥。
疯狂收红包达5000万
茂名市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累计收受红包约5000万元。1987年任电白副县长开始疯狂收受红包，每年收受约100万元；任电白县县长、县委书记期间每年收受三四百万元；任茂名副市长期间每年收受120万元；任茂名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期间每年收受约350万元。
设数额底限规避问题
佛山市中院行政庭原庭长谢少清为了把握好分寸，他设定红包金额底限：每次收受红包数额控制在5000元以内，超过数额的要退回一些；如果送的红包是二三千元，很乐意收。
专家建言
收送红包能否入刑？
设立收受礼金罪规范红包文化
如何改变长期存在的官场红包现象与红包文化？有专家认为，有明确制度约束和严格追究机制，把收受红包视同违纪，严格执行。将收送红包入刑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
应将收受礼金纳入法律监管
“收红包就是受贿，送红包就是行贿，尤其是一些企事业单位，更应该明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建议，将公职人员收受礼金进一步纳入法律法规的监管范畴，从根本上遏制“办事就要给人好处”的风气，让权力真正得到监督。
今年11月，在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时，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刑法室主任刘仁文建议加入收受礼金罪，“司法实践中，很多案件中收受财物的官员不管有没有为行贿人谋取利益，都按受贿罪判处。实际上应该有所区分，有了非法收受礼金罪后，没有为行贿人谋取利益的，就可以按照此罪处理。”不过，收受礼金罪最终未纳入草案。
传统现实相冲突需法律规范
中山大学教授倪星说，收受红包是否违法，现在法律上界定没有明确，遏制官员收受红包礼金，净化社会文化很重要。如果收受红包礼金纳入刑法，对于约束、查办公职人员肯定有利。但逢年过节送礼、收礼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从这一层面上说，“红包入刑”打击面就非常大了。
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慎表示，受贿罪有两个构成要件，一是非法收受财务，二是利用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现在很多受贿案，当事人拿钱和帮别人做事有一个时间差，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时候，有的人可能会逃掉法律的制裁，有的案件很难取证。收受礼金罪也是对这种现象的调整与规范。逢年过节收礼是中国传统，但当传统与现实需要、体制相冲突，法律需要作出一定规范。若能设立收受礼金罪，官员就会注意到规范，慢慢地大家的意识就可能得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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