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wa
揭示一段沉埋多年的历史真相----黄遵宪撰写《朝鲜策略》的缘起
夏晓虹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何维柱抄印
在黄遵宪的平生著作中，最少为国人所知，而在域外影响最大的，应推《朝鲜策略》。单是其在国内难得一见，却分别收入了1950年出版的《日本外交文书》第十三卷与1958年刊行的"韩国史料丛书"第九种《修信使记录》中，即可见一斑。而凡是研究近代东亚史的学者，其实都无法漠视此文的存在。在韩国研究界，它更是理所当然地获得了最多的关注。如白钟基的《近代韩日交涉史研究》、宋炳基的《近代韩中关系史研究》便都有论及，权锡奉的《清末对朝鲜政策史研究》更辟出专章，详加讨论。由郑海麟与张伟雄编校的《黄遵宪文集》（京都：中文出版社）倒是载有《朝鲜策略》，却是1991年出版于日本，国内极少流通。现在，这篇在境内未见公开的黄遵宪佚作总算有了通行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东瀛遗墨》已将其全文录入，研究者利用起来当更为方便。 述及《朝鲜策略》的写作缘起，确是说来话长。借助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的《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1972年版，该编主要依据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朝鲜档"及外务部相关文件整理而成），这段沉埋多年的历史已可见分晓。 还在1879年（光绪五年）8月21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报，西方各国欲与朝鲜通商，请令李鸿章转达，得上谕批准。其时朝鲜尚为中国的属国，光绪皇帝22日的批示倒确是权衡利害，为属国安危着想，认为："日本、朝鲜积不相能，将来日本恃其诈力，逞志朝鲜，西洋各国群起而谋其后，皆在意计之中。"而避免朝鲜前后受敌的办法，只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各国既欲与朝鲜通商，倘藉此通好修约，庶几可以息事，俾无意外之虞。"考虑到朝鲜毕竟自为一国，"政教禁令亦难强以所不欲，朝廷不便以此意明示朝鲜，而愿〖顾〗念藩封，又不能置之不问"，于是同意总理衙门的建议，由北洋大臣李鸿章致函曾作过奏请使、与之有书信往还的朝鲜前领议政李裕元，将清廷的旨意以个人名义传达给对方，这才有了李鸿章8月26日那封假私济公的《复朝鲜原任太师李裕元函》。 李鸿章在信中，首先分析了来自日本的威胁：日本比年以来，宗尚西法，营造百端，自谓已得富强之术。然因此致库藏空虚，国债累累，不得不有事四方，冀拓雄图，以偿所费。其疆宇相望之处，北则贵国，南则中国之台湾，尤所注意。 此时，李氏尚自恃大国，小觑日本，以为"中国兵力饷力十倍日本，自忖尚可勉支"，但朝鲜"向称右文之邦，财力非甚充裕"，恐"难与相敌"。加以"往岁西人欲往贵国通商，虽见拒而去，其意终未释然。万一日本阴结英、法、美诸邦，诱以开埠之利，抑或北与俄罗斯勾合，导以拓土之谋，则贵国势成孤注，隐忧方大"。行笔至此，李鸿章便可以"中国识时务者，佥议以为与其援救于事后，不如代筹于事前"，而畅叙衷怀： 夫论息事宁人之道，果能始终闭关自守，岂不甚善？无如西人恃其亻票锐，地球诸国无不往来，实开辟以来未有之局面。自然之气运，非人力所能禁遏。 自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西方以武力强行打开了中国闭锁的国门，积四十年教训为代价，清朝洋务派官僚已深知，一国不可能孤立于世界。 以弱国而处于列强环伺之中，为避免弱肉强食，李鸿章也以其擅长的"均势外交"教导朝鲜，劝对方"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借西方要求通商之机，"与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因为"日本之所畏服者泰西也。以朝鲜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统与泰西通商制日本，则绰乎有余"。在李鸿章看来，此计尚有一举两得之妙，日本之外，与朝鲜接壤的俄国也不得不防。朝鲜若与西方各国交通，则"并可杜俄人之窥伺，而俄亦必随即讲和通好矣"。至于此举是否会造成引狼入室的后果，李氏也相信古书，分析情势，予以排除："且越国鄙远，古人所难。西洋英、德、法、美诸邦距贵国数万里，本无他求，其志不过欲通商耳，保护过境船只耳。"这种以距离的远近测量殖民欲望的强弱之说，暴露出李鸿章对国际政治的无知。 不过，站在中国已先深受其害的立场，李鸿章希望朝鲜不致重蹈覆辙，却也言辞恳切：从前泰西各国乘中国多故，并力要挟，立约之时，不以玉帛而以兵戎，所以行之既久，掣肘颇多，想亦远近所稔知。贵国若于无事时许以立约，彼喜出望外，自不致格外要求。 这当然是一厢情愿之思。外交的成败根本上是以实力为后盾，策略运用适宜，只可暂缓危局，却不可能解除危机。若从争取时间、力图自强着眼，李鸿章的计谋未尝没有可取之处。因此，他劝说朝鲜"及此时幡然改图，量为变通"，确是当时所可能选取的最佳出路。 不必说，作为中国重臣的李鸿章自然不会一味代朝鲜谋划，而不计较本国利害，在致李裕元的信中，这种考虑也以利益攸关的说法表达出来："因思贵国谊同一家，又为我东三省屏蔽，奚啻唇齿相依？贵国之忧即中国之忧，所以不惮越俎代谋，直抒衷曲。"此信虽以私函的形式发出，但所谓"衷曲"、"鄙言"本是朝廷的意思，而非李氏一己之见。既要影响朝鲜政局，李鸿章便必得要求李裕元将信函上报，化私为公："望即转呈贵国王察核，广集廷臣，深思远虑，密议可否。"并急切地等待着来自朝鲜方面的反应。 但李裕元这位被李鸿章誉为"颇晓畅时务"的"致仕太师"，初次回信，含糊其词，"似有未便明言之隐"（李鸿章9月2日摺稿、12月27日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函）；迨12月24日正式覆书时，更对李说颇多反驳。针对来函所教"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谓其不过与"古昔谋国者"之"远交而近攻"、"以蛮而攻蛮"同义，"而目下局面与古昔顿异"。若与日、俄为敌，"待于二境，将疲于奔命，我先取败而已"。何况朝鲜自忖为"文弱"之国，其无法效法古昔，"实不能也，非不为也"。并进而比喻说：神皇之尝百草，遇毒而百死，而辄复起。非神皇而效其为，则一遇毒而能起者鲜矣。今要制敌，而我先受敌，要攻毒，而我先中毒，窃恐一遇毒而不复起也，奚暇以制敌乎？ 又对李鸿章所说结交西方各国的好处为，"泰西通例，向不得无故夺灭人国"加以质疑，例证也很现成地取自来书所言日本灭琉球事。"日人之废琉王，吞其疆"，欧洲各国本应兴师问罪，或晓谕日人使复琉国，"而侧耳无闻"，这不能不令人生疑。解释只能有两种，或者是"日人之桀黠，轻视各国，虽纵恣专利，而公法莫能行"；或者"琉王以累百年旧国不得相维者，以其所处孤另，与各国隔绝，而公法有不及行而然"。但无论如何，由西方制定的公法并不公平、一视同仁，已无可疑。因此，比琉球等国"尤贫俭窳，距泰西又踔远莫攀的朝鲜也有必要考虑，引西方为外援是否具有现实可行性。 虽然李裕元信中仍表示谦恭，谓将托庇于上国清朝；但其拒绝开国的理由，首先在于已深入朝鲜人心的儒家"华夷之辨"说。那用平和的语气所作的申述，读来好象是对文化母国中国的讽喻： 而第自念弊〖敝〗邦僻在一隅，谨守规度，退居文弱，自治方内，不暇外交。而况泰西之学有异吾道，实乖民彝，则尝畏之如烈火，避之如毒矢，而远之如鬼神。 决于她在“脱欧”谈判、紧缩政策等关键问题上的处理。但鉴176万、92万、16万平方公里。 受此影响，全国发电量、国网经营区发受电量多次创历史新高，最高分交13.74亿；创业板指技术中心挂牌企业和江苏省管理创新优秀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