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寒乔雨珊免费阅读全文免费阅读
中国女足还有希望吗？
转自：易剑东的博客
今天在报摊上买了一份《体坛周报》，该报对于刚刚结束的女足世界杯自然做了不少报道与评论。在谈到女足的发展前景时，马良行在头版的文章中指出，北欧三强（挪威、瑞典、丹麦）、朝鲜、澳大利亚和中国构成了世界女足的第二集团。
而刘建宏在自己的专栏文章中认为，世界女足领域中德国、巴西、美国、挪威等占据领先地位的格局“三五年内都不会有什么改变”，对于中国女足，建宏则“觉得并没有完全丧失机会”。
我的观点是：目前的中国女足充其量只能算是第二集团的末流，中国女足不可能在最近10年内进入世界女足的第一集团，稍不小心就可能掉入第三集团。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明眼人都不难看出，这次中国女足进军八强，多少占了些东道主的优势。除了崛起的巴西，剩下的两个对手，一个是自己胜多负少的丹麦，一个是不大入流的新西兰。而且小组赛三场比赛的顺序也很有利于中国女足。甚至八进四的比赛，我们也可能做了一些设计，毕竟挪威和澳大利亚的实力无法与德国、美国相比。说这些，绝对不是要否认我们女足队员的努力和中国女足的实力，而是想提醒大家冷静地审视中国女足目前的实力和名次之间的关系。
中国女足目前的问题出在哪里？刘建宏说：“我们要明白，女足国家队并不代表中国女足的全部，女子足球的基础建设、普及工作仍然有待我们去不断努力、不断完善”。
在德国和美国，足球已经成为女子竞技运动的第一大运动。几百万足球运动人口、几十万支足球队是这些国家女足国家队的强力支撑。中国目前可以统计的女足专业队员只有可怜的几百人，而日常的女足运动人口恐怕难以以万来计算。体育发展的经验和规律表明：集体性多人同场竞技的球类项目如果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就无法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国家队。靠少数球星和强有力的尖端支持固然可能在短时间取得好成绩，但绝对不可能持久。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强调精英至上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顾拜旦在1919年发明了一个新词“All sport for all”。目前国际奥委会的一个大众体育专业委员会（commission）名称用的就是sport for all。我们的女子垒球原本成绩不错，现在不断下滑，也与缺乏必要的群众基础有关系。而美国、日本的女子垒球建立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上，即便一时成绩不佳，但总不缺源源不断的后备人才。
建立良性的女足运动的管理体制对于女足发展至关重要。坦率地说，我们的女足运动乃至其他集体球类运动或多或少在全运、奥运战略和相关政策的影响下做出过一些不正确的选择。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我们的不少省市区裁减了集体球类运动队（刘爱玲和高红都有过本地没有足球队而异地踢球的苦难经历），原因是供养这些队伍成本高、收益低。培养出一个游泳项目的全国冠军，需要的成本大大低于一支足球队，但获得的金牌数却可能达三五块。后来计算金牌的方法有所调整，但依然无法改变集体球类运动队（员）不断减少的尴尬事实。
而大家基本公认的中国足球始终摇摆不定，没有寻求到自己独特的技术特点和战术风格的毛病目前还存在着。中国足球协会在职业联赛初期出台的十二分钟跑、强迫集中春训、把一万米跑作为训练必须的内容等管制性规定，极大地扼杀了职业足球本应该有的自主性、创造性、开放性，使得本来就有些僵化的中国足球雪上加霜，病入膏肓。可以说，中国足球几十年的技术徘徊不前、战术邯郸学步、管理缺乏章法等毛病直接导致了当今足球的落后。毋庸讳言，有关部门和人员在这期间给了女足一些额外的支持（如李宁公司赞助女足联赛），但虚弱的女足发展的根基没有获得足够的营养。积贫积弱呀！
当初那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和条件（甚至住在半夜可以听到狼嚎的郊外房子里）下不断成长起来的中国女足以及她们带给我们曾经的激动、兴奋和感动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即便如今的中国姑娘能承受这种艰苦和寂寞，世界女足运动勃兴的趋势也不会给我们轻松重现辉煌的机会了。巴西女足队长500美元的超低年薪与巴西队世界亚军的身份存在的巨大反差提醒我们：除了拼搏和吃苦精神，足球还有更多需要我们去正视和面对的东西。
历史不允许假设，世界上没有后悔药。我们惟有脚踏实地，放眼未来。
希望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在明年的奥运会上，借助东道主的优势和运气，我们的女足或许可以进入四强，但是，中国女足的发展和长足进步绝不应该仅仅靠这些来支撑和维持。
女足门将张艳茹说“我们还是有可能创造奇迹的”；曾经的女足主教练马良行“祈祷并相信中国女足的未来终将重绽光芒”。
我也希望中国女足能有一个好的结局，但我更希望有关部门和人员清醒地认识中国女足存在的根本问题，希望热爱女足的人们一起来奉献自己的心力，真正地为美丽的女足姑娘撑起一片蓝天。
原标题：聊城大外环作战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