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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学信网,全文阅读, 作者:好孩子儿童资源网 发布时间:2022-03-02 21:32:48
  

 

   


清代帝王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我大清得天下之正。”也就是说大清之取天下,是有史以来最光明正大、顺理成章的。

虽然我中国从伟大先祖黄帝开始就实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游戏规则,但据说“枪杆子”的运用方式,也是有高下的。

清代君臣这样解释这个“正”。他们说,曹魏、西晋、唐、宋诸朝,都是原来的臣子趁着混乱从孤儿寡母手中抢得了政权,有偷和骗之赚,实在称不上光明正大。至于汉朝和元朝,则是赤裸裸凭头颅和鲜血建立的,比前述诸朝实在硬气得多。“然而汉之灭秦,元之灭宋,虽然都很‘正’,不过还是有遗憾。”(章学诚《丙辰劄記》)比如宋朝本来没有过错,元朝强抢,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再比如明太祖虽然是一介平民,但也毕竟是元朝的子民,“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大义觉迷录》)

只有清代皇帝不存在这个心理负担,因为他们的天下是得之于“流贼”,而非得之于明朝。他们与明朝本是“邻国”,见邻国奴才起来造反杀了主子,出于义愤出兵镇压了奴才,替这家主人报了仇,“明朝天下亡于流贼李自成之手,是强盗劫去家财,赶出明之主人者,李自成也。我朝驱逐流寇,应天顺人,而得天下,是乃捕治强盗,明罚敕法之天吏也。”(《大义觉迷录》)“于故明但有存恤之德,毫无鼎革之嫌。”所以说起来,别人得天下都是靠抢和骗,而“我大清”则是因为“见义勇为”而顺理成章地得了这么大一片家业,实在是“正”得没法再“正”了。

枪杆子在手,什么谎话都可以说得理直气壮,甚至能把说谎者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这本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通例。不过清王朝统治者的巧言佞辩还是出人意料。

其实,历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背后的心理动力都是对财富的掠夺。而清王朝建立过程中的血腥、野蛮和残暴在许多方面都创造了少数民族征服过程中的历史记录。

满洲人入关,并非像他们自己所说,是看到天下无主,才来“为内地人民服务”。明代满族本来处于奴隶社会时期,经济落后。从明朝初年开始,他们就经常从汉地和朝鲜掠夺人口,充当奴隶。明宣德八年,明锦衣卫指挥吴良出使海西,亲见当时的“女真野人家,多中国人,驱使耕作。”到了明末,女真人更是不事生产,全民皆兵,对外抢劫,成了后金国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朝鲜使者在他访问东北的《建州见闻录》中描述他看到的情景说:满洲人最高兴的事是出兵抢劫。战争是满洲人的节日,一听说有仗可打,每个满洲人脸上都是抑制不住的亢奋。全城的满洲人都兴高采烈地穿上自家准备的原始的盔甲,相互传告说:“抢西边儿去!”

“出征之时,满洲人无不欢跃。连军士的妻子亦皆喜笑颜开,惟以多得财物为愿。如军士家中有四、五人者,皆争先恐后要求出征,专为财物故也。”

在实力壮大到可以征服整个中国之前,满族人的最大志向不过是掠夺内地的金帛子女而已。自1629年(明祟祯二年)至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的15年间,满洲皇帝皇太极组织了五次声势浩大的抢劫。他们的行动完全是野兽式的屠杀、抢掠和破坏。他们绕过山海关,从北长城的缺口袭入汉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北京、河北、山东、山西数省。每一次都是积尸如山,血流成海。1639年那次,满洲士兵屠城济南,留下了十三万具尸体和被洗劫得空无一物的城池扬长而去。

满洲人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重义轻利”,还不懂得装出一副“吊民伐罪”的大义凛然状。他们丝毫不为自己的物质欲望脸红,不为自己的凶残野蛮可耻。每次回来,都得意洋洋地大肆显摆自己抢来的东西。比如第五次抢劫凯旋后,领兵的阿巴泰等奏报如下:

臣等蒙天眷佑,皇上德威,率大军直抵明境,至兖州府,莫能拒守。将明国鲁王及乐陵、阳信、东原、安邱、滋阳诸王,及管理府事宗室等官数千人,尽皆诛戳。计攻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共八十八城。击败敌兵三十九处。所获财货金万有二千二百五十两;白金二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有奇:珍珠四千四百四十两;各色缎共五万二千二百三十疋:缎衣裘衣万有三干八百四十领、貂、狐、豹、虎等皮五百有奇;整角及角面千有六十副;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驼、马、骡、牛、驴、羊共三十二万一千有奇……

汉地之人,在他们眼里,则不过是一群类似牛羊的猎物,他们在挥刀砍杀驱逐时,心中并没有丝毫的怜悯。甚至,在他们抢掠回来的报告中,多数时候是把汉人和牲畜混报的,比如天聪七年九月,“往略明山海关贝勒阿巴泰……奏报俘获人口及马牛驴四千二百一十有三。”第三次抢掠回来后的报告是:“共俘获人口牲畜十七万九干八百二十”,崇德元年九月“往征明国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奏言…遂直入长城,过保定府至安州,克十二城,凡五十六战皆捷,共俘获人口牲畜十七万九干八百二十。”崇德八年七月,征明克捷,“共俘获人畜九十二万三百。”以至于后世的史学家为区分开人与牲畜的数字头痛不已。

据历史学家估算,入关之前,满洲人至少掠夺了二百万汉人做为奴隶,这些人相当一部分死在于驱赶入关的路上,其他幸存者则过为满族人为牛作马。




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满洲人更是欠下了内地人民无数血债。

在统一中国后,满族人一再声称自己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纪律严明,是“本朝之来抚中国,……乃是仁义感动中国,筐篚争迎,而心悦诚服。”其实,入关后的战争,是入关前掠夺战争的继续。和元代蒙古族一样,满族把屠城做为一项摧毁抵抗者意志的既定政策,坚定不移地执行。

顺治六年正月,多尔衮从策略考虑,宣传他绝不会听任清兵“无故杀人”。他道貌岸然地说:“君,父也;民,子也。父残其子,情理之所必无。况诛戮所以惩有罪,岂有无故杀人之理?自元年以来洗民谣言无时不有,今将六年矣,无故而屠戮者为谁?民肯从此回想,疑心必然冰释。”也就是说,清统治者是父亲,内地人民是孩子,父亲是不会无故杀孩子的。那些说清军“洗民”滥杀的传闻都是谣言。

然而仅仅几天之后,他就从北京发出了这样一道命令,“谕大同城内官吏兵民人等曰:姜瓖自造叛逆大罪,摇惑众人,诱陷无辜,尔等被围城中,无所逃避。止因姜瓖一人作恶,遂致无罪众人同陷死地。朕命大军围城,筑墙掘濠,使城内人不能逸出,然后用红衣火炮攻破,尽行诛戮”。

枪杆子在手的人,说话就是可以这样无所顾忌,收放自如。(顾诚《南明史》)

同年二月,清军一部俘获几十名汉人士兵,没有杀掉。多尔衮认为此事违反了清军的一贯政策,“甚不合理”。“兵部以总兵官任珍阵获伪官兵四十九名,俱抚养不杀奏闻。得旨:凡平定地方降者抚之以示恩,抗者杀之以示惩。如此则人皆感恩畏死求生而来归矣。今平西王等将阵获之人抚而不杀,……此事甚不合理。尔部其移咨平西王吴三桂、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知”。古语云:“杀降不祥”,而清军却往往以“恶其反侧”等借口将来降军民屠戮一空。




清人成功入关之后,满族人“尽族西迁”,争先恐后到内地去直接吸吮汉人的膏脂。史书屡言清人“罄国入关”,据说整个民族的西迁“几经三十五、六日,男女相继,不绝于边”。到了北京,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肆“圈地”。名义上说是把 “无主荒田”,“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实际上却是不分有主无主,大量强占汉人的产业。史书记载,最强横的圈地过程中,“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内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携去,欲留者不敢携。其佃户无生者,反依之以耕种焉”(史惇《恸余杂记》)。他们掠夺北京附近汉人土地的数量十分惊人。如遵化州由于圈占和投充,剩下的纳税民地不到原额的百分之一《遵化州志》;蓟州不到原额的百分之二(《蓟州志》);东安县更是彻底,“尽行圈丈讫,并无余剩”(《东安县志》)。清初诗人方文有诗云:“一自投充与圈占,汉人田地剩无多”(《北游草》),真切地描绘了当时的状况。大量事实无可争辩地说明,此时的满族人对内地人民所怀有的,仍然是赤裸裸的抢劫心态。

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清政权的民族政策有所调整。康熙皇帝亲政之后,断然命令永远停止圈地,并且大力推动满族人放弃奴隶制。康雍乾三代的高效统治,使中国人民不但做稳了奴隶,而且吃饱了饭,安享了百多年的太平。这确实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没能完成的任务。清代统治者因此一再宣称“我朝抚有方夏……深仁厚泽,渐洽区宇,薄海内外,共享升平。”“我朝深仁厚泽,沦浃寰区”。“凡为臣子,食毛践土,浃髓沦肌。”

但是,历史毕竟是抹不去的。汉人内心的仇恨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彻底消灭。一旦想起往事,任何一个汉人不免都会心绪难平。

而满族皇帝也因为那一段血腥的历史而心虚不已。他们知道自己祖先的血债太深。这些血债在任何时候,都是点燃汉人反抗情绪的火种。

所以他们急于毁灭证据。

乾隆三十九年开始,武英殿前的字纸炉就经常不分昼夜地日夜燃烧。在军机要员的严密监视之下,巨量珍贵图书这些字纸炉中灭飞烟灭,随同消灭的是一个民族的大量记忆。

乾隆对销毁工作的认真执着几乎达到了变态的程度。那些不法书籍,今日我们看来,许多其实都被禁得莫名其妙,毫无道理。大部分有点“反清内容”的书,今天读来,也没有多大“毒性”。可是乾隆却视如大敌。他唯恐这样精神污染物“扩散”,污染任何一个其他人。他规定,所有有违碍的书籍,为了防止扩散,都要“封固进呈”。也就是说,发现之后,立刻密封,不得使其他人看到,迅速送往北京。

有许多官员头脑中的这根弦没有乾隆绷得紧,暂护贵州巡抚韦谦恒就是其中一个。他认为这些图书数量太大,何必费人费力千里迢迢送至北京,不如在本地直接销毁。他请示皇帝说:“将原书封固,发还书局,俟奉到圣谕,即率同司道等官传集绅士焚销。”意思是说,等皇帝批复一到,就把全省官员和绅士传来,一起观看焚书,可以起到很好的现场警示教育作用。不料乾隆接到这份请示后大为光火,朱笔连批带抹,痛骂他“何不解事,糊涂至此!”“所办实属乖谬!”

皇帝为此事专门发了一道上谕,再次强调:

贵州等地文化不发达,百姓心思幼稚粗鲁,这些不法书籍也许不会出现私下传播的情况。至于江浙等省,人们一听到有禁书,一定激起他们的好奇心,千方百计会弄来偷看,甚至私下广为传播。韦谦恒你本身是江南人,居然没有想到这一点?不知轻重,至于如此,看来你是一个糊涂不晓事的人,难堪大任!

韦氏竟因此区区小事丢了官。

皇帝因此重申:

各省查办违禁之书,屡经传谕,令各督抚检出解京,并经朕亲行检阅,分别查销,。

乾隆朝“消灭记忆”运动,进行得十分周密和彻底,以至于今天的我们已经完全无法估量我们所承受的文化损失。史载乾隆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也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据近代学者推算,全国禁毁图书13600卷。焚书总数达15万册。销毁版片总数170 余种、8万余块。除了焚毁书籍,乾隆还系统地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目前明代档案仅3000余件,其余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已经被销毁了。

乾隆朝“文治”的本质,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文化浩劫。

这里面比较有趣的,我想说说鸟枪这件事――
    
鸟枪这东西,到了乾隆时期其制作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一些地方设立了“民壮”(大约是民兵一类)以协助军队,民壮们的武器不似军队一样要求规范一致,于是有人已打上了鸟枪的主意。但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二月,乾隆皇帝下令全国停止民壮演习火枪(鸟枪)。起因就是山东刚刚有人造反,幸亏他们没有鸟枪在手,故而很快就被剿灭。
    
但鸟枪的威力是显而易见的,于是一个叫高晋的总督上奏请对武举考试进行改革――将舞刀改用鸟枪,以中靶多寡定成绩。这真是一个好主意,但乾隆皇帝“深思熟虑”后却否定了这个建议,不许武科改用鸟枪。他传谕说鸟枪是制胜要器,民间不宜演习多藏。他举例便是上面山东的那个例子,继而说如武科改用鸟枪,武生必将时常学习打靶,民间私买火药、铅丸的事儿就难禁止了,天下也就难管了。于是“高晋所奏,断不可行。”
    
细想起来,乾隆说的的确有理,国家的“稳定”也的确应该限制鸟枪。但他的这种“深思熟虑”显然是针对了国内,而对来自国外的威胁则没做什么考虑。这恐怕就是几十年后中国与英法军队对阵时,我们从历史电影里痛苦地看到:在对方的枪击下,徒有忠勇爱国之心的清军将士如镰刀下的稻草般倒下,而清军能够摆出的还击样子,除了那类似于二百年前明朝的土炮(炸出的火药射程极其有限)外,大量的就是沿用了数千年的弓箭和刀剑戈矛了。我想,这一点,也许乾隆未曾料到。进而再想,如果乾隆地下有知,也未必后悔,因为此后其满清的王祚毕竟还延续了6 0多年。
    
在满清统治者看来,危及他们政权的还有甚于“鸟枪”的,这就是汉人知识分子里少数人的异端思想,有了这些思想将必然生出反骨,于是便有了一系列的“文字狱”,便有了无数株连无辜、惊草木而又泣鬼神的“杀无赦”。
    
满清统治者对异端思想的警惕性格外高,其实在清初的康熙二年(1653年)就有庄廷龙(加金字旁)一案,但文字狱的真正兴起则在康熙晚期。原因也很明晰:康熙大帝在消灭南明永历政权、平定三藩和灭亡台湾郑氏集团这些玩“枪杆子”的对手后,让他放心不下而又急需整治打击的,就是那些念念不忘明朝故主、时时冷言讥讽满清出身与时政的“笔杆子”了。
    
1711年即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南山集》狱起。这位安徽桐城的才子,怎么也不曾想到,自己九年前出版史料书籍,只是因为采用已死去的一位明朝遗老书中所载明桂王的事情,用了南明永历年号,就被检举揭发,为康熙大帝所怒,结果在两年后被横尸街头;而那位死去的遗老即方孝标也没逃厄运,被戮了尸,还有不少同族人受到了牵连,其中就有因此入狱而写出《狱中杂记》的方苞。
    
更为著名的文字狱便是雍正年间的吕留良案了。与上案雷同的地方在于,吕留良同方孝标一样,同是明朝有节气的遗老,同是在著述中存在对满清有大不敬的地方,也同是在死后多年才由他人牵连案发的。只是该案在审理过程中极富一些戏剧性,雍正要案情的主角留下做活口,其目的是由他来口诛笔伐来批评指正和引导,以显示自己的英明和大度。他的这一手并不高明,甚至连他的儿子乾隆看来都觉得里面的漏洞不小,于是雍正当时发往地方政府的雄辩大作《大义觉迷录》被收回了,于是当时“被猫放生的老鼠”又被重新抓了回来,还是照杀不误。
    
根据史料上记载,清朝文字狱众多,著名的除上述例子外,还有查嗣庭、胡中藻、王锡侯、徐述夔等案,而其他大大小小的案子更是不可胜数。案中被株连的人众多,遭受的处罚也让人大开眼界。如死人被开馆戮尸,活人被凌迟、斩首、绞死,亲属遭遣戌,妇女被入官等等。这里面,有死不喊冤的,但更多是被牵连的无辜。其实满清统治者们也未尝不知道里面多是冤死的魂,如出题“惟民所止”被诬为就是“雍正无头”的考官,如随意题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秀才,如自号“古稀老人”但不知此号已被乾隆皇帝“专用”的官员,尽管全家哭喊求救的冤声动天,尽管众多的旁观者们也觉得冤情深重,但清政府仍然要“杀无赦”,他们要的就是“宁肯错杀一千不让一人漏网”式的“震慑力”。
    
这种“震慑力”的余威的确巨大,以至于清朝中后期众多的士人以不谈政治为识实务,将大量的聪明智慧用在了文字、训诂、名物的烦琐考证之类学问上,世人称其为“虫鱼学”,这种学问其实与世无益。“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龚自珍看不起这样的文人,但举目之下,有几个文人学士不是如此?
    
一个时代长时期的停滞,一个时代长时期的噤若寒蝉,势必影响到国家民族整体的活力。其实,在年轻气傲的龚自珍准备彻底抛弃那种没有趣味没有意义的“虫鱼学”的时候,却已发现这个国家已经死气沉沉毫无生机,成了一个不仅才相、才史、才将、才士、才民、才工、才商都极为缺乏的衰世,甚至还是连才偷才盗都很少见的社会。1820年,正是整个西方世界朝气蓬勃的时候,而在清朝这里嘉庆皇帝为君25年已撒手西去,接替他的新君文(上为曰)宁定下了以后用的年号――道光。就是在这一年,这位中国旧世纪里最后的伟大诗人,在某个城郊的某一个灯火参差的傍晚,走进了深深的芦苇丛中,他劝人千万不要再登高望远,因为他已明显地感觉到:这辽阔的中原大地忽然之间已经是沉沉暮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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