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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从大有作为到接受再教育（下）
黎秋山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造反”风潮也随之涌起。与红卫兵造反不同的是，绝大多数造反知青关注的是自己的“户口”，他们集中抨击“黑暗的上山下乡运动”，要求返城，要户口，要工作，并自发地形成了各市、省、自治区乃至全国性的知青组织。1967年6月29日，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国务院报告，目前全国返城下乡知青估计已达40万人以上。新疆、四川、湖南、广西等地下乡知青已串连成立了几十个组织，有即将大批进京上访，要求解决具体问题的趋势。这显然是当时决策者最不希望看到的情况，造反知青为维护自己利益所进行的抗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始终没有成功。1967年1月4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首都工人体育场接见群众时对下乡青年说：“你们的岗位是在农村中，你们应和农民一起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抓革命、促生产，打响春耕生产第一炮”的社论，号召尚逗留在城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立即返回本地闹革命，积极参加备耕和春耕生产工作。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处理下乡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要求凡尚在外地进行串连、请愿、上访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应立即返回，所设联络站，一律撤销。精简下放人员要安心农业生产，不得回原单位复工。2月20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打回农村去，就地闹革命”的编者按语。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社论，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角度阐述坚持上山下乡正确方向的必要性，要求城乡群众支持、欢迎逗留城镇的下乡青年返回参加农村的“文化大革命”。196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重申“上山下乡支边的青年，不要回城要求落户。”
1967年3月7日，毛泽东批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参与学校的斗批改工作。军宣队随即进入学校，将学生按班、排、连的军事建制编队。9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在各地串联的学生立即无条件地返校，终结了红卫兵大串联。10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中、小学一律立即开学。然而学生复课后，许多严峻的问题很快凸显出来。首当其冲的是全国未离校的1966和1967两届中学毕业生已达403.2万人（其中高中毕业生54.8万人，初中毕业生348.4万人），1968届即将毕业的中学生有598.4万人（其中高中毕业生79.4万人，初中毕业生519万人），这三届毕业生（俗称“老三届”）约有40%家居城镇，分配问题刻不容缓。是年10月22日，教育部提出，毕业生分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1968年 5月2日，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国务院呈送《关于1968年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请示报告》，提出对三届城镇初、高中毕业生以插队为主的安置方针。6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分别发出《关于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问题的通知》、《关于分配一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关于1967年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半读学校毕业生分配的通知》，重申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分配必须坚持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针，规定1966年、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一般都必须先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使“知识分子劳动化”。7月21日，毛泽东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作出批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1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1968年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农）半读学校毕业生从1968年11月中旬开始分配，分配方向是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到农村、边疆、工矿、农场和各级基层去当普通劳动者。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的报道，并在编者按语中公开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推向高潮。
很明显，与文革前的上山下乡相比，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了一些新的特点。第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但依然是文化革命决策者用以缓解不断增长的人口就业压力与已然落后、停滞的经济之间矛盾的主要措施，而且还成了解除政治包袱、避免运动失控的极其有效的手段。第二、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理由已从农村建设的客观需要变为城镇青年的主体缺陷，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变为“不要在城里吃闲饭”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第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组织工作已从强调“自愿”转为“必要”、“说服”、“动员”，成了强制性的别无它途的从城市往农村的人口迁移。第四、上山下乡的对象不再局限于不能继续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还包括已经毕业的各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和各种职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以及各城镇失业的社会青年和城镇居民。第五、由于大学实行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选拔学员的制度、企业规定必须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方可成为招工对象，上山下乡成为全国青年唯一可行的“光明大道”。
有人统计，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数达2000万人左右。从1962年至1979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为1776.48万人，其中插队人数为1282.21万人。而在文化大革命这十年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数约为1600万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席卷整个神州大陆，影响到家家户户，并被赋予越来越浓重的政治色彩，冠予各种冠冕堂皇的政治意义。如“既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也是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啦，“对于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啦，等等。全国各种舆论宣传工具也在大力树立宣传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典型人物，如因抢救国家财产牺牲的上海知青金训华、因抢救落水羊只牺牲的天津女知识青年张勇、在云南插队办学的上海知青朱克家、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的69名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知青、为扑灭森林大火牺牲的26名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知青、要扎根农村奋斗的辽宁知青柴春泽、与农民结婚的女大学毕业生白启娴、在考试中交了白卷的辽宁知青张铁生，等等。1971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报道《五年来八百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75年1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报道《我国有近1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欢呼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不容置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有些是主动地、天真地、狂热地或盲目地“满怀热血”、“满怀豪情”奔赴“广阔天地”，但更多的城市青年是随大流、被迫甚至是被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将知识、文化、科技和新思想、新观念带到农村，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为祖国的乡村和边疆建设作出了不可抹煞的贡献。然而，城市与乡村生活的巨大差别，被“再教育”与“被改造”的精神枷锁以及强行违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与人们主观意愿的简单粗暴做法，都使千千万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及其亲人的思想、感情和生活充满了无限的烦恼、迷惘、困惑和创痛。而在上山下乡历史进程发生的一连串爆炸性的事件，更以巨大的冲击力摧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激情，震撼他们的心灵，动摇他们的意志，瓦解他们的信念。
有几件在当时轰动全国，反响巨大的事件。
1970年《南京知青之歌》案。《南京知青之歌》的作者任毅是南京五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12月到江苏省江浦县插队。1969年5月任毅创作谱写了一首名为《我的家乡》的歌曲，这首歌曲一反主流宣传那种欢乐、歌颂、豪情壮志的常态，以一种忧郁、悲怆的调子表达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失落、压抑、无奈和迷茫的情绪，以及对家乡和城市生活的无限留恋与思念，真实地描绘反映了知识青年在异乡它域的劳动、生活和处境，从而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我的家乡》写出后当即被人拿去传抄，并以惊人的速度在全国各地知青中间流传开来，有手抄的、复写的、油印的、打字的，歌曲的名字也被更改为《南京知青之歌》。在当时知青自己创作的歌曲中，《南京知青之歌》无疑是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一首。有人曾说：“凭着这首《知青之歌》，你可以到处找到朋友，找到吃，找到住。”《南京知青之歌》甚至流传到苏联，在莫斯科广播电台播放。这首歌因而被定为反动歌曲，冠以“说出了帝修反想说的话，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声音”的罪名。1970年2月，中央文革指示迅速查清作者，予以逮捕。2月19日，任毅被捕入狱。经多次反复批斗后，1970年5月24日，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任毅死刑。由于时任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许世友将军干预，同年8月3日，改判为有期徒刑10年。1979年1月4日，任毅无罪释放。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外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荒漠。在继之而来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林彪一伙在《“571工程”纪要》中提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知识青年是替罪羔羊”成为全国知青批判的重点靶子。由于林彪曾作为“副统帅”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其灭亡自然对曾作为红卫兵冲锋陷阵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内心造成极大的冲击与震撼。义愤填膺的批判过后，偶像破碎了，冷酷无情的现实与逆向思维结合，像梦魇般地吞噬知识青年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心灵，动摇和摧毁其已经不太稳固的上山下乡的热情、思想和理念。特别是一些重新掌权的老干部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拉关系、“走后门”，把自己的子女一个个从边疆和农村弄回了城市之后，许多知青以各种消极的方式对社会现实进行反抗，怠工、赌博、偷窃、群殴等不良行为的出现，导致知青同当地农民关系紧张起来，知青们开始以装病、自残、甚至出卖肉体为代价，逃离乡村，返回城市。
1972年李庆霖上书事件。李庆霖是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下林小学的一名教员。他儿子李良模是1968年届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到本县萩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1972年12月20日，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告“御状”，反映其儿子在下乡后“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没有房子住宿，一直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等生产、生活方面的困难，并表达了对知青招工中一些“走后门”社会现象的不满和牢骚。李庆霖的信引起中央高度重视，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亲笔复信给李庆霖，说：“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并委托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统筹解决”知识青年的问题。6月10日，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以“中发【1973】第21号”文件下达。7月24日，国务院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提出《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8月4日，中共中央以30号文件形式转发了这个报告，要求各地“严格全面地（对知青问题）进行检查，抓紧解决目前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随后，国务院及各省、地、市、县为此均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庆霖的信在一定程度上使上山下乡运动中长期存在的具体问题得到部分缓解。
1973年知青受迫害案。知识青年大批下放到农村，其实并不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绝大多数知青是被当作劳动力使唤，尤其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更是受到歧视，不但被迫从事无节制的繁重劳动，人身权利还得不到保障，女知青受到性侵犯的案件层出不穷。全国各地有关迫害、殴打、奸污知识青年的案件相继被揭露出来，并陆续反映到中南海的中国最高层，而以黑龙江建设兵团、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揭露的案件最为典型。据当时的内部报告称，黑龙江建设兵团第二师十六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两人合伙奸污和猥亵了几十名女知青，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全兵团共发生捆绑吊打知识青年1034起， 受害知识青年1894人，2人被打死。调戏猥亵奸污女知识青年的干部286人，受害女青年430人。”其骇人听闻的程度使得周恩来总理怒斥其为“法西斯行为，非立即处理不可”，要求“公安部要派人去，不要手软，不要畏缩，要大胆管。”叶剑英元帅也拍案而起：“要‘杀一儆百，杀一儆千’！”1973年7月，中央为此专门下发了关于惩治吊打知青和强奸女知青的文件，并批准枪毙了数名违法乱纪干部，在全国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严惩摧残、迫害知青的犯罪分子的专项整治行动。据统计，尔后从1974年到1979年，全国约发生迫害知青案件4万起，经查实处理28312起。
有关知青的情况和问题继续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国家最高决策者那里。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安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及其家庭日益增长的不满，进入70年代以后，国家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上学、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等各种名义逐步返回城市。1973年4月3日，国务院科教组下发了《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提出“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与回乡知识青年要一样看待。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比较集中的地方，可适当多分配名额”。1974年7月29日，北京市计委部署从1973年6月以前下乡的京郊知青中招工4.5万人。1975年2月4日，国家计委印发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规定招收职工时可以招收经过劳动锻炼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1976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报告上批示：“知青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做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捕，历时十年、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结束。由于受到“两个凡是”的思想桎梏，当时的中央决策者依然坚持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77年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强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1978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刊载《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座谈会》的消息，认为全国知青工作形势大好，上山下乡的方向完全正确。《人民日报》同时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历时一个多月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通过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会议坚持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成绩是主要的。”同时提出，“随着四个现代化的逐步实现，随着社会劳动力结构的逐步改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数将逐步减少。”“今后，城市中毕业生的安排，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四个面向的原则。留城面要逐步扩大。”“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不动员上山下乡。”“各地要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积极妥善地解决好尚在农村的广大知青的生产、生活困难。然而，会议也规定，今后各国有、军垦农场的知青不再纳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作为一般的农场职工对待。
正当决策者们企图在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前提下采取多种措施解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问题时，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掀起了“我要回家”的知青返城大浪潮。
1978年10月18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西双版纳景洪农场十分场以丁惠民为首的300多名上海知青发表了《致邓副主席的公开联名信》，反映农场知青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表达了要求返城的强烈愿望。由于信件被扣，他们辗转向《中国青年报》求助。11月18日，《中国青年报》在《青年来信摘编》刊发了《知青给邓副主席写联名信受到压制》一文。并将情况直接向邓小平反映。12月2日，邓小平作出批示:“转云南省委注意，应做工作，不应压制。”与此同时，云南知青于11月16日、12月7日又发表了致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第二、第三封公开信，上万名知青在信上签名。其后，云南西双版纳垦区七个农场的三万多知青举行了罢工，罢工活动很快波及河口、文山、金平、临沧垦区五十多个农场，致使工作瘫痪，生产停顿。此时，传来了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关于农场知青不再纳入国家政策照顾范围的消息，绝望的云南知青决定组织北上请愿团，派代表向中央面陈农场知青的生存环境、生活状态和要求返城的迫切愿望。12月9日，知青们发布了北上宣言。12月15日，第一批赴京请愿代表从西双版纳景洪农场出发，到达昆明后受到云南省委劝阻，愤激的知青代表采取了在闹市张贴标语，举旗上街讲演，强行冲站登车，卧轨阻截列车等激烈的方式，始终未能成行。18日，由丁惠民率领的第二批云南知青北上请愿代表在上万名知青的欢送下出发。为了冲破阻挠，请愿代表分为三个小组。第一小组和第二小组佩带醒目的标志来到昆明，大张齐鼓地宣称北上，然后分赴上海、重庆两地，争取沪、渝两地社会各界人民和舆论的同情与支持。第三小组的代表则在丁惠民的率领下，乔装成结伴探亲的旅客，在一个小车站登上列车，于27日早晨顺利到达北京。知青代表们在天安门广场上拉标语，发传单，进行演讲，惊动了中央领导。国务院知青办、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劳动部、民政部等都派人和请愿知青代表会谈，听取云南知青的意见和要求，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还接见了请愿代表。1979年1月18日，国务院知青办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了六条意见，允许北京、上海、四川等省市采取招工、顶职、病退、困退等办法到农场商调本籍下乡知青。1月23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这六条意见。
就在云南知青代表北上请愿的同时，1978年12月25日，国务院从农业部、农垦总局和四川、北京、上海等省、市抽专人组成调查组，由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赵凡率领赴云南，到农场知青事发严重的西双版纳、德宏州开展调查。1979年初，云南临沧垦区勐定农场的成都、上海籍知青为了要求返城，集体绝食。1月8日，中央命正在西双版纳调研的赵凡火速前往查看处理。赵凡率调查组到达时，农场招待所前面的广场上跪着黑压压一大片绝食的知青，1500多名知青跪地撕心裂肺般放声痛哭，齐声高喊:“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身为三个知青父亲的赵凡目睹此状，不禁也为之动容，他开诚布公告诉大家：“我也是知青家长，有四个孩子，三个在农村插队，一个在工厂劳动。我完全能理解你们的处境和要求，会负责任地把你们的情况如实向党中央、国务院反映。”在劝说知青停止绝食后，赵凡立即召集调查组和各农场领导人开会，研究解决知青问题的具体方案，并迅速向中央汇报，陈述自己的处理意见，尔后又和四川成都、重庆，以及上海、北京等省、市委紧急联系，达成共识，对知青回城要求表示认可。1月15日，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安平生公开表示，“知青不愿留下的，都可以回去”。这下如同开启了大闸，西双版纳各农场知青争先恐后涌向农场职能部门和当地公安派出所，抢着办理户口粮油迁移手续，以致有些单位干脆把公章悬空拴吊，让知青自行“各取所需。”1979年2月到5月，短短几个月时间，云南90%以上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回到城市。下乡知青的返城大潮迅速波及南京、天津、沈阳、哈尔滨、杭州、南昌等大中城市，影响到全国。
一位西方学者曾断言：中国“彻底废除下乡计划似乎是最不可能的选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曾无奈地说:“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起这件事就感到头疼。”另一位副总理纪登奎也说:“知青工作搞得好，是培养一支生力军，搞不好是不安定因素。”1978年2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谈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时说：“现在社会上对知青问题议论很多。四个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真正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得到解决的是邓小平。
1977年7月2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几位负责人谈教育工作时指出:“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考虑，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9月19日，邓小平又专门谈到招生问题，他说:“为什么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18岁到20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过去我和外宾也讲过，中学毕业后劳动两年如何如何好。实践证明，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从而否定了中学毕业生必先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做法，促使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为结束上山下乡运动提供了依据。1978年2月1日，邓小平在听取四川省委汇报工作时指出：“真正解决下乡知青问题，归根到底是城市工业发展。重工业发展以后，是不是开辟一些就业门路，比如轻工业、服务行业，都可以用一些人。资本主义国家服务行业可以用很多人，我们用的人很少。又比如发展旅游事业，可以用很多人。对多余人员的出路要多想些办法，只能靠自己多开辟门路。全国都要研究有什么门路容纳这些劳动力的问题。”3月28日，他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说：“现在搞上山下乡，这不是长期的办法，农民不欢迎。四川一亿人，平均一个人不到一亩地，城市人下去以后，实际上是同农民抢饭吃。我们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8月19日，他在同文化部负责人谈话时说：“我们要重视开辟各种行业，不能一提行业总是上山下乡，行业道路越走越窄。上山下乡一年国家要拿出十几个亿，还要同农民争口粮，结果还不是都跑回来了？”他还提出，要开辟为工业、农业服务的行业。文化也是一门行业，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是为劳动者服务的行业。10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汇报提纲》时，邓小平指出，“要广开门路，要千方百计、大大地发展各种服务行业。”“要把劳动指标搞活点，控制太死了不好调节。应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不能由一家包起来。”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讨论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落实政策问题、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青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但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也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比如知识青年问题，不从经济角度解决不行，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要想宽一点。”邓小平这一系列指示为解决知青问题指明了方向。1980年，胡耀邦主张不再搞上山下乡。9月6日，国务院知青办拟定《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该年有十个省、市停止上山下乡。1981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是月，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回顾与总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年底，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省、市、自治区也仿照办理。上山下乡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停止，以前的下乡知青几乎全部返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走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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