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河水的声音(用棍子听河水的声音刻画了什么样的人物)

作者：朱春杰(广西大学文学院讲师)

苏轼作品中的“棍”有70多种，如“倚棍听江声”、“一竹竿一檀香轻打马”等。大部分是写拄着棍子走路的，贬谪黄州后收集的。然而，前人对此的研究却很少。在这里，苏轼拐杖背后的深意显露无遗。

“杖”的图案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说文》:《棍，持也》，段玉裁注：“凡能被人持之者，谓之棍”，即能从表示动作的“持”引申为名词的手杖。拐杖最初的功能是帮助老人行走。由于被老年人普遍使用，它逐渐成为年老的象征。比如《礼记》是指有“棍家”、“棍国”、“棍国”的各个年龄段。而且隐士们经常用棍子在山林中穿行，棍子也逐渐转化为隐士的象征，如左思的《招隐诗》《棍子招隐士》、陆云的《逸民赋》《世上有逃避的人...........佛教传入后，棍子成为顿悟修行工具，例如《坛经》年：“老祖宗用棍子敲了三次锤，就走了。也就是惠能会知道祖先的遗愿。可以看出，“棍”从动词变成了名词，从一种实用的器具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象征符号。其丰富的意蕴为解码苏轼的拄杖行为提供了线索。

第一，五线谱是苏轼的物质依托。首先，苏轼被贬谪到外地，经常面临自然的挑战。黄州、惠州、儋州都位于多山潮湿之地，他在这里深有体会：黄州四面环山，水侵；江城覆盖着香甜的植被；徽州四周是牙齿和山峰；海困蒸；儋州千山鳞盖；天空很低。这个时候，工作人员的支持就显得尤为必要。所谓“用杖扶病”，就是依靠竹杖，让病者的身体行走在崎岖的山区(“木鞋竹杖相缠，千山万重”，“拖杖不知岩谷深浅”)。

其次，生活的困境逼着他修炼。苏轼贬谪黄州时，经济拮据(“知道自己穷，很难过”)，日子过得很苦(“在空厨房做凉菜，在破炉子里烧湿芦苇”)，只好开拓性地耕种，即“我在黄州两年，故友马正卿因缺粮而丧，以至于在县上要了几十亩营地，好让他耕种”，后来又到了徽州。而耕田所带来的劳累也在消磨他的身体(“耕者有其田，君之所累”)，于是他越来越依赖棍子，常用于耕作(“扶老到良田”)，或用于摘菜(“拄棍摘菜”)，或依靠休息(“拄棍午睡”，可谓实用方便。

而且苏轼好酒，容易醉。东坡是好酒，但不能好喝。每次喝了都会醉，醉了就到处躺(“春夜在水里的餐厅喝酒。醉了，带月到一溪桥，解鞍曲臂。”“谁能陪我去外地喝酒，只有砖头能醉”)。这时候如果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可以作为支撑，比如“夜饮东坡，醉醒……倚棍听河水声”，暗示他一路醉醺醺地回来，全靠手里的竹竿；“挂白杖举醉眼”，写其醉眼朦胧，勉强用竹签支撑；“我有酒就来.我去和我的工作人员聊天”，说我请你喝酒，我的工作人员一定要陪。

上面，苏轼塑造了一个因环境恶劣、生活窘迫、饮酒习惯而不得不拄着拐杖行走的老弱病残形象，与他早年的高——

第二，员工是其精神支柱。首先，工作人员让惊魂未定的苏轼感到安心。他初到黄州时，刚刚经历了乌台诗案。他吓得像只鸟(“吓了一跳，但又转了回来”)。面对“名利双收”的不确定未来和“暗夜啼哭”的鬼魅环境，他常常像一个离群索居的人一样“从不出门”，“回来就关上门”，试图与外界隔绝，以缓解内心的恐慌。“但小窗允许膝盖接近柴飞。靠着闭门不出的棍子，他暂时获得了一个独立安全的空间，心灵得以依靠。偶尔出门后，虽然眼前依然是“林破山明”、“蝉烂草烂”，但他能暂时心安，得到片刻的休息(“藤之行转夕阳”)。

in-bottom: 30px;">其次，杖陪伴着漂泊孤独的苏轼。他屡遭贬谪，在近20年里远离庙堂和家乡，从黄州的“我今漂泊等鸿雁，江南江北无常栖”、惠州的“我自飘零足羁旅，更堪秋晚送行人”到儋州的“吾生如寄耳，何者为吾庐”，道尽其无处归依之惆怅。因戴罪之身，一些旧友同他疏远，遂使其常生孤独之感（“归来独扫空斋卧”“照夜孤灯长耿耿”），而常伴其左右的，乃手中之杖，此亦为“杖”之书写频繁出现在贬谪期间的缘故。其中以《临江仙》最具代表性，东坡夜饮归来，因家童熟睡，无法入户。此时，他身处异域、无友相伴、有屋难归，在被周边环境都拒绝后，只剩他独自一人“倚杖听江声”，杖，成为他唯一的陪伴和依靠，让他得以静听自然和内心之声。

再者，竹杖承载的故乡记忆抚慰了苏轼心灵。蜀地山多竹茂，《史记》曾载张骞之言：“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正义曰：“‘邛竹’……可为杖”，后黄庭坚、陆游等，据此多认为筇竹杖产于蜀。苏轼生于蜀地，竹杖所承载的早年家乡记忆，可让他远戍异域时，获得心灵慰藉，其有诗曰：“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雨后，他拖着竹杖在山坡行走，铿然作响，此般声音，或缘于故乡记忆的留存，让他天生即爱。

三是杖乃其精神寄托。一方面，杖作为隐逸符号，蕴含苏轼的归隐念想。苏轼谪居期间仰慕“隐逸之宗”陶渊明，渴慕他“策扶老以流憩”“负杖肆游从”般携杖而行的归隐生活。于是，他檃括《归去来兮辞》，“策杖看孤云暮鸿飞”，在杖的陪伴下享田园之乐。又追和陶诗，或“坐倚朱藤杖，行歌紫芝曲”，倚杖而歌；或“杖藜山谷间，状类渤海龚”，扶杖山中，如获渤海般的力量；乃至“桃源信不远，杖藜可小憩”，确信拄杖前行，可至桃花源。在陶氏淡然之性的浸染下，其心态日趋平和，从黄州到惠州，他放下对异域“桃李漫山总粗俗”的偏见，转为“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认同；纾解“有恨无人省”的怨愤，换作“南来万里真良图”的接受；褪去“狂夫老更狂”的孤傲，化作“不妨诗酒乐新年”的达观。

另一方面，杖乃辅助修行之工具，伴随苏轼在困苦淬炼中开悟。《冷斋夜话》载：“坡曰：‘轼年八九岁时，尝梦其身是僧’”，表明苏轼早年对佛僧颇为认可，后他与佛印、道潜等僧人交好，并深受禅宗影响。身处黄州，他常往安国寺沐浴，以洗净尘世污垢（“兼以洗荣辱”）；远戍岭南，他沐于南华亭，悟到自己乃僧人来世间修行，贬谪是必经之难（“我本修行人，……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借师锡端泉，洗我绮语砚”）。在渐悟过程中，杖偶有出现，一日骤雨忽至，他竹杖芒鞋，忆起五代僧人贯休之诗“芒鞋竹杖寒冻时，玉霄忽去非有期”，悟到世间本无晴雨之分，只要内心泰然，即使拄杖，亦可轻快胜马（“竹杖芒鞋轻胜马”）；此外，杖还成为他与僧人交往之媒介（“送佛面杖与罗浮长老”）、入寺和致礼之器具（“曳杖入寺门，辑杖挹世尊”），并借此以“敛收平生心，耿耿聊自温”。

以上论述了苏轼因人生遭遇，对“杖”而产生的身体依靠、心理依托、精神寄托。还应注意的是，此举与宋代风尚密不可分，宋人崇老，苏轼亦如此，他自称“老夫”（“老夫聊发少年狂”），并常将年老象征的杖携带手边，或策杖而过（“策杖频过如未厌”）、或扶杖而行（“扶杖起相从”）、或拄杖而立（“拄杖彭铿叩铜鼓”）。另宋人尚雅，杖作为高人旷士之行头，常被宋人模仿，如苏轼“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万里云山一破裘，杖端闲挂百钱游”，乃是仿自西晋阮修“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的风雅之举（《晋书》）。

综上，苏轼在自身经历和社会风尚的双重作用下，主动对“杖”这一文化符号予以频繁书写，并在拄杖中获得了身心依托。此举颇得宋人与后世的认可，出现了东坡手扶杖藜图等画作，并影响苏辙、黄庭坚、陆游等人创作，形成了由自身、社会、后人共同构筑的文学图景。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05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