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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台湾解除戒严后，老百姓的民间活动热络起来，戒严时期的许多禁忌：例如党禁、报禁、方言使用……都被一一突破，尤其是稍有动作就被视为“分离主义”的族群运动，竟也蓬勃发展了起来；作为台湾第二大族群的客家人，也开始从沉默中醒过来，认知到自我社会地位、经济能力以及文化传统的低落，在岁月流转过程中，出现一波又一波“存在与消灭”强大的竞逐，只要略为不小心，极有可能在数十年后从宝岛台湾“没影没迹”！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客家危机的产生绝非这一代人的错，但却一定是国家政策、教育方针等所积累的罪过，再加上受其影响而制造出来不利族群文化伸展的环境，使得客家人呈现两极化的反应：一种是逐渐满足于物质条件的改善，茫然不知自我文化消失的可怕；另一种是四处奔走，试图挽救自我文化于万一的有心人，他们的努力自然成为“客家的”菁英。以上两种客家人并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因为在历代迁徒所带来的经验法则中，客家人都已经拥有保护自己的“护身符”，那就是只要身上流着客家的血液，以勤奋、刻苦、安份的精神去任事、去生活，天下之大必定有容身之处可寻！如此这般的状况，事实上更代表客家人从移民历史过渡到落地生根的挣扎，在台岛上，他们需要一步又一步去适应、去调整、去争取，这算是客家台湾人的真正“宿命”吧！

台湾解除戒严之后，最为明显的改变是：社会运动跟随民主意识的高涨而大大开展了，客家菁英一一站出来，提出许多批判与主张，语言政策也逐渐松绑，脱离单一化的垄断，所谓“客家运动”也就在这个时期启动，客籍运动领导者一方面要揭露恶质的公共体制，另一方面必须取得客语之外的语族，或是其他社会正义之士的认同，因此，1988年定名为“还我母语运动”在台北街头进行，这是本土客家的一次大团结，爆发出震撼性的力量，在争取发声权利的过程中，客家人有了一种自省的机会，如果仅以狭隘的“还我客家语”为运动目的，虽然是向政府讨回客家语群应得的权利，但也希望各个语族都能争取自身的母语权，找到公平的待遇。这无非是一个运动策略的考量，也是客家母语运动的终极理想。

在此同时，一群界定自我是“社会受害群体”的言者，当他们面对与此运动无直接相关的听者，即广大、沉默的社会大众，却又需要争取声援时，採用超越策略，拉抬运动的意义。因此，他们对外声称母语运动的定位，不只是客家人主体意识觉醒运动之一环，也是台湾住民母语运动之一环，更是台湾民主运动、本土文化重建运动之一环，期望得到多方面的支援。这个时期，客籍知识分子对于内部，也就是客家语群，以“唤起母语意识”为首要。客籍知识分子带领客家人争权益的言者，面对于平日不联系，自然使用“国语”作为沟通语言的客家乡亲而言，在共识动员上，主客观因素都反映某种程度的困难。在主观因素上，有客家“血缘”的人不见得认同文化建构的族群标志——“客家语”、“客家文化”；客观因素方面，不论是生活在都会区或是客家庄的客家，对于语言的沟通性似乎更甚过语言的种族性、文化性，以及语言与认同的脐带。再者，长期的“国语”教育亦深植于生活，这时要将这长久的“习惯”重新界定是牵涉族群的“权益问题”、关乎生存权利以及语群尊严的说法，运动者必须处理的是破坏与重建的工作推行。

客籍知识份子以“客家语”做为凝聚意识的焦点，将“客家语”比喻为客家人的“核卵”、“客家人的种”此类的论述，试图将语言与种族连结，强调语言的种族性。并以感性诉求解释家庭世代间的问题、以恐惧诉求建构抢救母语的迫切性，以及建立一套“身为客家人，必须为延续客家语努力，以对客家后代负责”的道德性论述。在“没有客家话就没有客家人”的例题之下，客家母语运动的运动主体——争取母语权，已衍生为争取语群生存权利，也就是“客家母语运动”被直接地等同于“客家运动”，客家人对于母语意识的觉醒，与客家人对于客家意识的觉醒，某种程度上已无法区分，自然要成为族群论述的定位与动机，其中意义清楚明白。这里头似乎反映出社运成员面对组织目标与个人利益考量之间的拉锯，有人直接等同客家“母语”意识就是客家“族群”意识，有人认为母语运动沦为内部政治斗争的工具，有人觉得运动目的最终是争取客家人在社会上的平等，不只是母语的复兴而已……对于组织、组织目标、运动手段、内部价值……等等自我标榜与论述，在个别运动领导者之间，其实存在各自的想像与期望，文学书写的作家们并未因转型期的纷扰而停顿，甚至成为台湾客家社会运动的领航人，小说作家钟肇政、李乔就是很好的例子，影响八○年代以后文坛甚巨。（来源：网络）